王安石为何悔用吕惠卿？( 三 )

后来王安石的变法最终失败了。而他们两人之间的争斗也没分出胜负。因为两人都成了失败的人。王安石后来深知信错了吕惠卿。而朝中的大臣不管是不是王安石的朋友。都觉得吕惠卿是个恩将仇报的小人。于是再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了。他虽然颇有才能。但是后来丞相没有一个人愿意启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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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最后一次被罢相时。耿耿于怀的不是“始终以为新法不可用”的司马光。而是原先“迎合安石。建立新法”的吕惠卿。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史载“安石既退处金陵。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盖深悔为惠卿所误也。”此寥寥数字。使人如见王安石那时对人对己的怨恨和悔恨的心绪。
对于吕惠卿其人。其实朝野早有非议。司马光说他“险巧” 。吕公着说他“奸邪” 。连王安石的同胞手足王安国也“以佞人目惠卿” 。但当时的王安石听不进去。因为吕惠卿对他处处迎合。改革之举开风气之先。自然难以十全十美。而吕惠卿连这不全不美之处也一概迎合。因而。在王安石看来。吕惠卿无疑也是“跟得最紧”、“举得最高”的“最亲密的战友” 。于是。谁对“新法”有微词。谁就是反对改革；谁反对吕惠卿。谁也就是反对王安石了。王安石极力援引吕惠卿。使他“骤至执政” 。大概就出于这样的心态。
早在吕惠卿处处迎合王安石。而王安石又极力援引吕惠卿之时。司马光就写信对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司马光确实很有眼力。吕惠卿日后的卖“王”自售。就被他不幸而言中。王安石首次被罢相之后。“惠卿得志。忌安石复用。遂欲迎闭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 。王安石复出之后。吕惠卿又告王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 。这罪名相当吓人。不仅说王安石完全背弃了主流正统之儒学。而且说王安石欺骗、架空以至抗拒、要挟皇上。无疑是从政治上到组织上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全面攻击。而这全面攻击之论。恰恰就出于当时处处迎合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之口。没有政治洞察力的人。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王安石怨恨“福建子” 。怨的或许只是吕惠卿日后的卖“王”自售；王安石“深悔为吕惠卿所误” 。悔的或许也只是没有想到原先处处迎合自己的吕惠卿竟然会卖“王”自售。假如吕惠卿尚未使出这最末的一手。王安石或许还会把他当成是“最最亲密的战友” 。但吕惠卿日后卖“王”自售的根子其实早就隐藏在当初的处处迎合之中。处处迎合。并非就是衷心拥戴。对于吕惠卿来说。万物皆备于我。王安石也不过是为他向上爬而备的阶石。这阶石一旦成为累赘。是难免要被他一脚踢开的。处处迎合。也并非就有利于新法的推行。例如。“青苗法”出台之时。就有苏辙提醒。要警惕“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止”；实施之中。又有韩琦相告：“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 。对此。若能及早防范。“青苗法”或许能够取得预期有效果。然而。吕惠卿的处处迎合。使本来就认定“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变得刚愎自用。使本来可以防范的弊端形成气候。而一旦形成气候的弊端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吕惠卿的全面攻击。对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也就无异于釜底抽薪。所以。王安石的新法。与其说是夭折在司马光或别的什么“保守派”之手。实在不如说是夭折在吕惠卿这种借改革以营私的小人之手。
王安石是应该怨恨这个“福建子”的。是应该悔恨为吕惠卿这个“福建子”所误的。
然而。与其事后“深悔” 。不如事前不恋“顺适之快”而有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