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在哪里个城市？杭州孔庙在哪里( 二 )

根据对象不同，祭祀活动大体可分为血缘性祭祀与非血缘性祭祀两种。
血缘性祭祀更多的是出于亲情，而非血缘性祭祀则更多的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世后，其弟子也依孔宅立庙，对孔子进行祭祀。
孔门弟子们对孔子的祭祀，为祭祀活动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祭祀老师，开启了祭祀史上的一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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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师的祭祀，具有“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
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传承与亲情延续的意味同时存在，并行不悖。
将“师”纳入祭祀对象，成为中国文化“尊师重教”的重要标志。
（二）孔庙祀典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风向标，也是历代政治与文化关系的集中展示。
唐代贞观年间，把左丘明、公羊高等22人纳入孔庙祀典。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其研究方向为儒家经典注疏。
这些“传经之儒”被纳入孔庙祀典，显然与唐初崇尚汉代经学的学术风气有着必然的联系。
宋代，孟子、子思子在孔庙祀典中的地位逐渐上升，颜、曾、思、孟的四配模式开始定型，同时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等六人被尊为“先贤” ，在孔庙祀典中的地位，凌驾于汉唐诸儒之上。
“明道之儒”地位的上升，无疑是理学道统观成为主流社会思潮的直接体现。
清代处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末期，各种矛盾交织。
特别是清代下半叶，内忧外患，国势危急。
人们越发看重儒者的治世之业，企望治世名臣来力挽狂澜。
这一心态在孔庙祀典中得到表现，诸葛亮、李纲、方孝孺、顾炎武等“行道之儒”被纳入孔庙祀典即是明证。
从“传经之儒”到“明道之儒”再到“行道之儒” ，这一历史发展脉络清晰地表明，孔庙祀典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官修儒学史，体现了儒学发展的方向。
从儒家道统的角度来讲，对于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有所发明，有所维护，可以“扶纲常，淑人心” ，教化人心，就应当被纳入孔庙祀典。
但是“孔庙从祀，非寻常事” ，孔庙祀典中，诸儒的选择和晋升均需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与节制，而皇权也会通过这一方式来展示其政权的合法性。
（三）孔庙祀典还具有一定的宗教与信仰意蕴。
历代不断地兴建孔庙、祭祀孔子，并非尊孔子为教主，立孔庙为教堂，而是着眼于现实的政治需要及文化道统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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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并不像老子那样被道教徒们神化为教主，孔庙祀典强调的是孔子的文化贡献，尤其是其为人类所制定的纲常伦理、道德教化。
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儒学在历史上的确起到了宗教的某些作用。
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儒家提倡的“四维”“八德”等社会教化准则已经为广大民众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内化于心，千百年来一直贯彻实行。
所以，儒学与其他宗教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一种信仰，但不是一种完全神学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