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种分类混淆了法官义务定性属性与司法适用位阶定量性质 。习惯和政策被认定为可以的渊源 。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55条的规定，“住宅用房的租赁，应当执行国家和房屋所在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租赁政策 。”法官有义务适用政策，政策应归为必须的渊源或应该的渊源 。再以《民法典》第10条为例，“可以适用习惯”说明习惯属于可以的渊源 。而《民法典》第142条第2款规定：“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所使用的词句，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 。“应当”说明法官在判断行为人的真实意思时，有义务采用习惯 。上述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官义务定性属性不同于司法适用位阶定量性质，以及未理清习惯和法律适用之间的区别 。根据《民法典》第142条的规定适用了习惯，这也是适用了《民法典》第142条本身，同时被适用的习惯和法律在法律渊源属性上并不相同 。综上，三分法强调了法律渊源的适用位阶 。可作为一种立基于法源适用位阶的不完全分类，而作为法源唯一周延分类，则却有不妥 。
3.效力渊源和认知渊源
2019年，雷磊在论文《习惯作为法源？——以〈民法总则〉第10条为出发点》中首次提出效力渊源和认知渊源 。［46］法律渊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鉴别裁判依据之法律效力的来源，一是鉴别裁判依据之内容的来源 。裁判依据需同时具备效力来源和内容来源 。若某种来源同时具备独立的效力来源和内容来源，它就是效力渊源 。比如制定法的效力和内容都来自立法行为，具备独立的效力来源和内容来源，法官可直接依据制定法规范进行裁判 。效力来源和内容来源分离时，裁判依据内容上的来源为认知渊源 。认知渊源必须获得法律直接或间接认可，且必须与法律相结合才能在司法裁判中承担权威理由 。如《民法典》第10条，发生民事纠纷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时，裁判依据的内容来源是习惯，效力来源则是《民法典》第10条本身 。它们只有相结合才能得出有效的裁判 。概言之，相较于上述两种分类，此分类更强调效力渊源和认知渊源之间的附属关系 。
以雷磊对法律渊源分类研究进程来看，在《法理学》（2019）中，他将制定法、司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协定认定为效力渊源，并将影响特定法律条款的理解作为判断认知渊源的因素，如作为国家政策的刑事政策对于特定刑法条款的理解和特定犯罪的量刑具有很大的影响 。而在2021年出版的《“法的渊源”意味着什么？》书中，他只把制定法认定为效力渊源，司法解释、国际条约和协定则是认知渊源 。这反映了司法适用位阶从作为法律渊源分类标准，到被排除出分类标准的过程 。如《法理学》（2019）所陈述的，国际条约和协定在可能适用于中国法院审理的涉外案件中与国内法具有同样的约束力 。［47］而《“法的渊源”意味着什么？》指出，国际条约和协定能作为裁判依据的来源，其效力根据在于我国法律创制机关的行为或者说制定法本身 。［48］也就是说，法律渊源的分类只强调法律效力的定性属性，不涉及司法适用的具体效力位阶问题 。司法适用中具体法律条文的不适用，不能排除法律规范的效力渊源地位 。因此，雷磊指出，中国只有制定法属于效力渊源，国际条约、外国法、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国家政策、习惯、法律行为是认知渊源 。法理、实在道德规范、类案裁判、党的规范（党的政策与党内法规）、党政机关的指导性文件不是法律渊源，在司法裁判中担任释法说理的裁判理由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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