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隐居瓦尔登湖,和中国古代众多的文人隐居终南山,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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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认为促使梭罗真正走上回归之路的是他对工业文明的厌恶。《瓦尔登湖》中不止一次提及他对工业时代中的人因物质而“异化”的痛心和无奈。“且看。人们已经成了自己工具的工具。那位饥饿时自发采摘果子的人成了农夫。那位站在树下以求荫庇的人成了户主” 。“我们成天心惊胆战。夜里违心地做着祈祷。寄望于无可把握的前景” 。“我们彻头彻尾地在被动中生活。对生活满含敬畏而排斥变化的可能”……在梭罗眼中。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与自然的商品化是紧密相关的。它将使人们失去理性审慎的美好品质。对工业文明中人类种种身不由己行为的长期观察激发了梭罗“撤退”的梦想。1845年。他退居瓦尔登湖畔。开始实现这个梦想。
反观中国的隐士。他们以“自然为礼” 。认为既然是上天赠予的礼物。其中就必定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再联想以人的处境。就有了丰富的组合、多样的寓意。一些文人便开始穷极一生地去追寻礼物中隐藏的启示。这样一来。对礼物本身的重视度自然下降。这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自然”几乎不被当作一个本体研究而总是与人的精神、心灵捆绑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它与人的生活融合得这样深切以至于到了一种难舍难分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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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在中国文人眼里与自然关系最密切的陶潜。其最出名的诗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暗藏的就是一种大隐于市的理想。正是这种理想。激励着中国文人将自然融于人境。形成田园生态文化诉求的心理基础。对于这种心境的概括。北宋理学家程颢做得较好。其诗作《秋日偶成》中有“万物静观皆自得”一句。点明了中国的文人墨客面对自然景致时的普遍心态。即不论所观何景、景在何处。最终都是要归于我心的。
因此。对中国文人而言。自然在何处又有什么要紧？我所求的从来就不是自然本身。它是否拥有原始的风味、又有何人居于其中对我而言影响并不大。
【梭罗隐居瓦尔登湖,和中国古代众多的文人隐居终南山,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因此。我觉得两者所有的不同都可以建立在他们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