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们也无法简单将《素媛》与《熔炉》等一道，归入“虐心残酷”电影一列 。
虽然《素媛》中，出于对受害者的人道考虑，大幅度淡化了真实人物后续承受的创伤，将视角投射到如何治愈人心上 。但这种柔化拷问的举措，也难免粉饰太平 。
控诉与正义的失之交臂，探究性犯罪无法避免的悲剧轮回，与严刑重典能否有效遏制罪案发生，也不足以全然涵盖，其背后隐藏的现实难题 。
据政府发言人回应，在韩国现行诉讼法律体系下，不会重审“赵斗顺案”，也找不到支持的法律条令再对其增加刑期 。况且，量刑应该考虑到法律体系所体现的公平，如果韩国法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相对自洽、完整，有一套内部相对“公平”量刑机制的体系，那么不能因为他可能会犯罪这一假定事实就延长一个人的刑期 。
于此，义愤填膺，恨不得将罪犯生吞活剥之余，我们是否也该考量一下，在支持犯罪预防的种种举措之余，也应当尊重现行法律判定 。
或者再直白一些，为了维护法治社会的尊严，总有些代价将痛彻骨髓，想当然地认为法律无所不能，反而可能错给“不法”以容身之地 。
震动世界的“辛普森杀人案”，因非法取证，而错失重要证据，导致辛普森被无罪释放，成为历史上最为典型的“疑罪从无”案例 。
我们尽可以以“宁可漏网一千，不可冤枉一人”来嘲笑美国司法制度，但追求程序正义的根本目的，却也决定了法治与人治的大部分差异，也是实现平等的保证前提，这种不得已却须为之，即是追求法治所必须偿付的代价之一 。
盖瑞·史宾斯在《正义的神话》一书中，阐述了正义的核心即为报复 。
尽管如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早已在明面上被法治社会摈弃 。但过度的宽恕将把人不公平地置于情绪混乱中，国家宽厚反而变成对受害者的另一种犯罪 。因此，对坏人的惩罚是必须的，人们的愤怒也是理所当然无可指摘的 。
但我们既然将暴力的权力让渡于国家，那真正的问题则转化为：报复到什么程度为宜？
就像素媛一案，引发的最主要义愤，可以归为量刑过低 。
罪刑相适应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那么以正义为核心的刑罚，与以道德义愤和习俗为核心的报复，看似水 *** 融，实则却有明确边际 。在伦理本位前提下，刑罚相比于纠正与惩戒罪犯，更大程度上，成为了宣泄群体情绪，以治愈越轨行为对群体意识的伤害，是典型的东亚思维 。
但我们无法脱离国家本身的法律环境而空谈量刑 。韩国虽地处东亚，但在法律上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作为一个有着文化多元性的国家而言，从立法到司法，它包含了大量诸如历史和实践的复杂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使得诸如《熔炉》与《素媛》等电影能有效影响立法 。但灵活性，并不意味着能够轻易舍弃原则，这一原则即如这场审判所体现的那样无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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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电影《素媛》中，为赵斗顺辩护的律师，就是这种代价的体现 。
站在良知一边，无人会愿意为其辩护，但出于职业道德，律师必须为恶魔辩护 。
于是，他选择折中对待，只陈述赵斗顺醉酒事实，而不利用诸如“母亲疏于监护”等下作手段争取减刑 。在履行底线的前提下，他做到了为人该有的悲悯与良心 。但你也可想而知，即使言尽于此，他未来将承受怎样的口诛笔伐，为了维护相对公平，他成为了必须被偿付的代价之一 。
再说法官，如果按照中国法律，赵斗顺不是死刑也是无期，但为了维护韩国本国法律的公正与稳定，他也不得不放弃个人情感，只遵从当时法律与眼前证据，基于醉酒报告而减轻量刑 。这一面是法律滞后性的体现，一面也突出了逻辑与经验的冲突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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