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的暴力
基拉尔确信暴力与神圣性之间存在着关联 。他认为 ， 考察这一关联首先应该关注献祭和杀戮之间的亲缘性 。这一思考来自于贝尔（Henri Hubert）和莫斯（Marcel Mauss）的启发 。1899年 ， 于贝尔和莫斯发表《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 ， 提出祭牲的神圣特性问题 ， 认为这一神圣特性体现在祭牲的矛盾性上 。这是一种类似既爱又恨的情感纠结（ambivalence） 。换言之 ， 杀死活物用做牺牲是罪行 ， 但如果不这样做 ， 献祭就无法神圣 。
尽管于贝尔和莫斯的这一假设在20世纪广为流行 ， 但无论是谁都没能跳出循环论证的窠臼 。基拉尔认为 ， 于贝尔和莫斯有关祭牲神圣特性的说法 ， 不足以理解为什么要祭牲的问题 ， 即为什么必须杀掉活物 ， 献祭才具有神圣的特性？解开这一谜题必须另辟蹊径 。基拉尔从希腊悲剧里找到了答案 。
《火之战》（La guerre du feu1981）剧照 。
在希腊悲剧里 ， 诗人总是用献祭的语言来描写暴力 ， 给暴力披上诗歌的面纱 。基拉尔认为这是献祭与暴力之间存亲缘关系的证据 。他问道 ， 如果二者间没有亲缘关系 ， 那这样的替代机制从何而来？人们为何从来不质询暴力与献祭之间的关系？显然 ， 他相信祭牲所用的活物是替人受罪 。希腊悲剧中大量的献祭场景没能引起关注 ， 乃因为人们的好奇心被古典人文主义的辉煌所麻痹 。但他的好奇心却为之唤起 。基拉尔不厌其烦地描述和诠释 ， 都是为了阐明他在开篇不久即提出来的假设 ， 即人们之所以要献祭乃是为了最终杜绝与生俱来的危险和暴力倾向 。这一思考别具一格 。祭牲本身就是十分暴力的事情 ， 何以从中得出杜绝暴力的结论？基拉尔本人可能连祭牲的场面都没见识过 ， 而且还被诟病想象力过于丰富 。但即便真的如此 ， 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斥之为无稽之谈 。
如果要破解暴力与献祭之间的关系奥秘 ，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必不可少 。基拉尔援引了著名的英国精神病学家斯图尔（Anthony Storr）的说法 。斯图尔说 ， 无论是什么地方的猫 ， 发怒时都一个样子 。人发怒亦然 。这说明发怒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本性 。基拉尔由此得到启发：暴力的元素独立于文化之外 ， 是人类的某种共性 。这种共性昭示了人类的一种天然本性（尽管发怒可能各有原因） 。但基拉尔同时也指出 ， 我们没有理由因相信暴力的机制是出自人类的本性而不及其余 。事实上 ， 平息暴力比发动暴力要难 ， 尤其在群聚的条件下 。由此可见 ， 暴力并非全然是“非理性的” 。
任何人想要实施暴力 ， 都能找到理由 。在现代社会里 ， 哪怕这种理由再不合理 ， 绝大部分人都不会诉诸暴力 ， 因为有现代司法系统等管道来疏通它 。古代的情况不是这样 ， 否则 ， 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 。仅在中古时期 ， 战争频仍的程度已经令人印象深刻 ， 更遑论上古时期 。在初民社会里 ， 战争是为常态 。部落就是一个准军事组织甚或军事组织 。只不过因为战争带来的杀戮和社会创伤越晚近越残酷 ， 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将初民浪漫化 ， 所谓“高尚的野蛮人”之说是为其例 。但是 ， 上古时期的战争能带多大的伤亡呢？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 ， 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 ， 充其量也就与他老家的械斗差不了多少 。梁先生所指当为发生在咸丰同治年间 ， 包括四邑诸县在内共有17个县卷入 ， 长时间、大规模的“土客械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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