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周家卖掉绍兴老宅，花三千大洋在北京八道湾买了一幢四合院，三兄弟一起搬进去，约定誓死不离，当时住在里面的有鲁迅的母亲、妻子朱安，周作人夫妻及其一儿一女，周建人夫妻及二儿一女 。表面上的和睦并没有维持多久，羽太信子认为这套房子是老宅子换的，应当有周作人的一份，对鲁迅作为大家长心存不满 。
鲁迅和朱安没有子女，但对侄儿侄女视同已出，鲁迅成名后，收入不菲，当时的工人一月工资二块大洋，清华大学的一年学费一块大洋，而鲁迅1924年一共收入8085元等等，月收入竟达近七百元大洋 。他与周作人每月共交六百元家用，这么一大笔钱都是交给羽太芳子管理 。但是不久，鲁迅和周建人很快与羽太姐妹发生矛盾 。
首先是羽太姐妹生活上十分奢侈，穷人乍富，把自己包装成贵族，一下子用十几个仆人，讲究吃喝穿戴，贪图安逸享乐，花钱大手大脚 。不合意的饭菜衣物，随手就赏给下人，出门必从轿，派头十足，羽太还把自己的兄弟父母，甚至舅父，接来一起住，在羽太信子眼中，日本本土的东西要比中国货好，她常常不计成本托亲戚朋友从日本捎来 。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销就更大 。这样一个大家庭寄生在周家，鲁迅虽不说，心里自然不满 。
为了保证自己写作、教学、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鲁迅的收入中的有一部分购置各类图书，同时他还爱好收集古书画文物，资助朋友学生，开支也是很大的，有时甚至还要找人借钱 。搬出八道湾后，鲁迅甚至说，幸亏搬出来，生活才能有一点预算 。
周建人去上海工作另娶，是兄弟三人关系转变的转折点
周建人原来在绍兴做文员，小地方开销不大，加上有鲁迅支持，经济无忧，两口子感情非常好，但是举家迁到了北京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没有收入，成了周建人的一个心理负担 。虽然两位兄长待他不薄，可是钱都在羽太信子那里，即使有需求，周建人也不会开口 。
相形之下，周作人和信子一家花钱随意大方，周建人和芳子一家则拮据许多 。而更为糟糕的是，芳子是信子的胞妹，见到姐姐一家生活宽裕，引起了她心理上的极大不平衡 。原本周建人和芳子感情还算和睦，现在有了比较，芳子就经常抱怨丈夫无能，初时是冷眼冷语，后来发展到大吵大闹，当着众人给他难堪 。
北京是个大都会，自然非绍兴可比，芳子习惯了这里的奢侈生活，越来越瞧不起没有工作的周建人，嫌弃他没用，周作人于是托胡适，在上海出版社为周建人找了份工作 。但是八道湾有羽太芳子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富裕的生活，这是周建人一个小职员不能给的，她不愿去上海，只想留在北京享乐，所以周建人只好只身前往，这一去让整个家族彻底破碎 。
两人两地分居，关系越来越冷淡，周建人在上海另外娶了一个妻子，每月只寄几十元家用，再不回北京 。这让在北京的羽太芳子伤心不已，想找家里的长辈鲁迅讨个说法，希望鲁迅可以帮自己教训一下周建人 。但是鲁迅对周建人的感情生活并不想介入，这引起了羽太信子的强烈不满，公开指责鲁迅作为家族大家长，没有约束周建人在外面找女人，处事不公正，对羽太芳子不公平 。在她的唆使下，周作人对鲁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了
但是鲁迅毕竟是鲁迅，他和周作人的反目也是在文明的前提下进行的 。鲁迅日记里出现与二弟的反目，是1923年7月14日，鲁迅开始一个人在自己的屋子里吃饭，不再跟周作人夫妻在一起用餐 。鲁迅是这样记载的：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很大的矛盾，在鲁迅的日记里，好像十分平淡和平常 。而7月19号鲁迅收到了一封来自周作人的信 。信中写到，请鲁迅今后不要到周作人一家居住的后院来 。鲁迅感到很诧异，想找周作人问个明白，但周作人不肯相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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