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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西湖约在汉代才成为内陆湖，由于长期受到海潮的侵袭，经济并不发达，人口也不多。唐以前浙江的经济文化中心在绍兴，随着大运河的开凿，政治资源的转移，杭州才慢慢地发展起来。特别是五代吴越国武肃王钱镠在杭州建都，重民生，修水利，筑海堤，兴教育，劝农桑；三次扩城，史称“城凡三重”，崇佛建塔，造雷峰、保俶、六和三塔，疏浚西湖，使湖山增光，湖水荡漾，荷香飘溢。杭州遂成为江南大都会，雨也适宜，晴也适宜，更像西施那样无论淡抹浓妆都艳丽无双，而人民过上了安定的小康生活，令文人雅士吟唱不绝。
吴越国还有规定：“募民能垦荒者，勿收其税，由是境内无弃田。”在农耕时代，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江南经济发展平添了动力。欧阳修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杭州：“钱塘自五代时，不烦干戈，其人民幸福富庶安乐。”武肃王钱镠之孙钱弘俶遵循祖训，“纳土归宋”，使政权平稳过渡，避免生灵涂炭，实现祖国统一，也为宋高宗赵构南渡建都临安打下了基础。南宋时期，杭州地位第一次超越了苏州。
最早将苏杭相提并论并将苏杭两地一起赞美的是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于唐长庆二年（822年）任杭州刺史，尔后升任苏州刺史，他对苏杭两地都十分熟悉喜爱，在其任期间写下了不少盛赞两地的诗篇，比如，有夸杭州的“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馀杭尽不如”；也有赞苏州的“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 。白居易回到北方后，时常怀念江南，“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他的《忆江南》成为传世经典。
最早用文字记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是南宋早期田园诗人范成大，他在《吴郡志》中说：“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 。”元初诗人奥敦周卿又把这谚语变换了一下，写进他的《蟾宫曲》：“春暖花香，岁稔时康，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从此，“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广为流传，名扬中外。由此可见，谚语从形成、流传到被文人引用的年代，应是五代吴越国后期或北宋初期。人们虽将苏杭放在一起称誉，但它们的实力是互为消长的。
苏州很早就进入人们的视野，春秋时期苏州就被吴国作为都城。公元前514年吴都建城，同时吴王建造园囿。相传苏州城就是吴王阖闾时伍子胥所造的阖闾大城。据《史记正义》记载：“寿梦（吴兴王）卒，诸樊（吴顺王）南徒吴，至二十一代光（吴道王阖闾），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唐大历十三年（778），白居易诗中写苏州的繁雄很具体，云：“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陆放翁《常州奔牛闸记》又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话。不管是苏湖也好，苏常也好，苏州在宋代的经济地位是很高的。
隋唐之前，杭州因为受钱塘江水患的影响，人烟还较稀少。唐时的杭州是个上州，苏州则是江南唯一的雄州（见《通鉴》文宗太和七年胡三省注）；至于户口，苏州于中唐以后一直保持十万户，在江南诸州中也是突出的，人多，桥多，水多，庙多。明人郎瑛认为“上说天堂，下说苏杭”的谚语，不是唐朝人的话，他认为“杭在唐时尚僻在一隅，何可相并。”杭州虽然相对偏远，但吴越国时期恰遇空前发展时机，北方战乱，江南安定。南宋金兵入侵，宋室偏安临安后，成为政治中心，经济得到急速发展，都市渐渐繁华，这才领先于古老苏州。
到明清时代，苏杭的地位再次出现逆转。苏州又开始上升，一举超过了杭州。其标志：一是苏州贡献的税赋占比超过杭州；二是在科举考试中，苏州出的状元人数远远超过杭州，位居全国第一。当然，杭州比起当时别的州郡还是要好得多。故文人依旧称苏杭，不叫杭苏，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