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顾城早期的诗还有“寓言故事诗”“工农兵文艺”“连环画配诗”“台历诗”（佚失）等，其中“连环画配诗”采用了旧体诗的形式，其余均是新诗 。在我看来，最值得注意的是“寓言故事诗” 。这类诗始于1971年，单独收录到1984年，事实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顾城还写了一首《“叩头虫在跳板上翻跟头”》（1993） 。尽管这类诗常常难免浅显直白，但它们体现了作者密切关注并巧妙回应社会现实的倾向，更重要的是这类诗体现了作者的批判性和讽刺性（其讽刺才华在组诗《布林的档案》中发挥到极致）立场，它和那些书写自然的赞美诗构成了顾城早期诗歌的两极 。这类诗无疑是对“童话诗人”的直接反驳，至少它们是对峙性的存在 。“寓言故事诗”表明顾城始终没有放弃现实关怀，即使在试图逃避现实时他也是直面现实的 。就此而言，可以把他称为一位变形现实主义诗人 。更令我震动的是《割尾巴》（1978），该诗直接嘲讽了江青，否定了当时的口号“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很显然，只有抓住这个维度才能全面理解顾城的早期诗歌 。与之呼应的是，顾城在新诗《巨星》（1976）中以“巨星”喻刚病逝的周恩来总理，并在《白昼的月亮》（1976）中反映了“四五运动” 。顾城对自己在“文革”时代的处境做过这样的描绘：“我捧着一滴雪花的泪，/呆看着污秽的海洋 。”（《肮脏》1979）如果不了解顾城的这类诗，就无法理解他为何写出了《一代人》（1979年4月）这样的名篇：“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首只有两行的诗写得很巧妙：首先是两个“黑”之间无理而妙的联系：“黑色的眼睛”是自然的，“黑夜”却是社会的 。早在《秋千》（1977）里，顾城就用“夜”比喻过“文革”：“好长的夜啊，足有十年” 。“给”则源于一种强加的外力，它旨在使人人同质，以黑染黑，体现出极度的暴力性，暗含了对一代人的摧毁与伤害 。但随后作者用寻找“光明”的意志与“黑夜”的现实形成了有力的对抗 。可以说，《一代人》这首诗凝练地概括了“文革”时代对人造成的巨大创伤，在冷静的反思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事实上顾城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摆脱“文革”的黑夜烙在他心中的黑暗，或者说他终生都走在寻找光明的途中（《我们去寻找一盏灯》1980） 。正是这种无法治愈的精神创伤和试图修复的强烈渴望使他反复陷入幻想与幻灭中：“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 。”（《我的幻想》1969） 。他无法重新开始生活，只能生活在昨天的“黑夜”与未来的“光明”之间 。从诗中看，愈到后期，这种无望的寻找愈使他感到疲倦劳累（《我会疲倦》1981、《归来（二）》1982），导致寻找主题逐渐演变为休息主题，并最终与死亡主题叠合在一起 。
“文革”对顾城的影响还表现在他的人际观念上，即对他人的信与疑方面 。在《眨眼》（1979）中，不可信的社会现实显然在不断动摇诗人坚信的愿望 。在《窒息的鱼》（1972）中，他写道:“冰层绽开了——/浮起无数窒息的鱼 。/它们大睁着浑浊的眼睛，/似乎还在表示怀疑 。”信与疑的主题后来衍生出两个变体：一个是熟悉与陌生：“你的眼睛/在熟悉的夜里/为什么还是那样陌生”（《草原》1981）；一个是远和近：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远和近》（1980年6月）这首诗表达的观念是，人与自然尚可亲近，人与人已经疏远 。“你看我时很远”，“我看你时也很远”，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远”既是感觉，也是现实，是“文革”留下的普遍后遗症 。对于这种“远”，别人可能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化解，顾城却始终消除不了对他人的恐惧感，可以说“远”顽固地支配了他的一生，使他渐渐疏远了他人，疏远了社会，把自己和自己生活的地方最大限度地封闭起来 。特别是后期，他远离祖国，远离亲人，只希望妻子谢烨与情人李英围绕在他身边，但当她们也远离他或试图远离他时，这就等于要了他的命 。就此而言，“远”塑造了顾城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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